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向国会提交2022财年联邦全面预算方案。其中，研发支出提高9%，增加135亿美元至1710亿美元。如果再把拜登政府在“美国就业计划”中提出的研发投入以及其他专项研发投入计算在内，202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研发的预算很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

可以预料，美国国会肯定会对拜登政府2022财年预算提出一些修改，总额高达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也还存在一定变数。但不管怎样，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国会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大幅增加是确定的。

首先需要承认，拜登政府重视科研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拜登政府的科研增量经费主要流向卫生健康和气候变化领域。在卫生健康领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一家就将新增大约90亿美元预算，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CDC）也增加约15亿美元。在疫情继续肆虐的当下，大幅增加卫生健康科研投入抗击当前及未来的疫情可谓顺应形势所需。在气候变化领域，拜登政府也是大幅增加预算投入。美国能源部、科学基金会、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部门共增加逾50亿美元预算，用以从事气候变化相关研究。

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对公共卫生及气候变化兴趣不高，任内大砍相关领域研发投入，拜登新财年大幅增加预算也算是迟到的补偿性政策措施，总体上被认为有其积极意义。美国政府在这两大领域投入的预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升跨国界的全球知识增量，带动国际科学界研究，从而有助于全球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两大领域取得更大科技进展。

但拜登政府如此急迫地大幅提高科技研发预算，是否能够立竿见影地推动美国科技研发取得相应发展？理论上，联邦研发预算增多意味着美国科学界、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可以获得更多经费，这将有助于产生更多科研成果。然而，拜登政府预算也存在影响其效果的三大不确定性。

一是短时间在特定领域投入过多预算。如前所述，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两大领域是拜登科研投入增加的最大受益者，几乎占据了拜登政府科技投入的所有增量。这两大领域固然科学意义重大，但对拜登本人而言，其政治意义恐怕更大。因为这两大领域也是拜登的竞选承诺和执政优先事项。这种基于政治需求推动的科技投入，不太符合美国科技发展本身的规律，导致原有研究基础和人才储备跟不上预算增加，甚至可能诱发相关领域研究注水。

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只是美国科技研发支出的一小部分，所占比例只有大约20%。各个相关领域的美国企业才是主要投入者，所占比重超过70%。考虑到拜登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已经提议增加企业所得税，这可能会影响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进而抵消拜登政府联邦层面的研发开支增加。

三是美国科技研发投入错误地锁定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把“打败中国”作为科技研发的重要目标。拜登政府多次渲染所谓“中国体制挑战”，视中国为“巨大战略威胁”，希望通过增加联邦预算投入获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超级计算、新能源技术、供应链安全甚至电动汽车等领域，拜登政府都有明确表态。

但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地为了赢得某个对手。科学本无国界，科学家也应进行跨国合作。在科技研发上投入处于全球前两位的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开展科技合作，将对推动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但拜登政府以及美国一些精英把科技看成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包括严格控制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交流，严格限制对华科技交流活动。在华盛顿营造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下，不仅一些科技企业和科学家不得不日益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科学的国家界限甚至“铁幕”也愈发显现。这反而不利于美国人才聚拢和科技创新。

从预算看，拜登政府尚未着力推动对华军备竞赛，新财年预算甚至被认为减少了在国防研发上的投入。根据提议，拜登政府拨给美国国防部科技研发的投入将减少逾20亿美元，降幅高达13%。美国国防部整体预算上涨约2%，也显著落后于其他部门预算的增速。科技竞赛是比军备竞赛好，尽管如此，这仍不明智。美国偏执地以中国为对手的科技投入政策仍将带来一个巨大的战略悖论。美国自恃当前科技领先地位，越是对中国进行蛮横无理的科技打压和封锁，越是试图以扩大投入来维持科技竞争优势，越会刺激和警示中国，让中国也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

客观而言，中国和美国确实还有不小的科技差距，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诸多遭受美国打压的关键科技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以及从“1”到“100”的突破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追赶乃至超越美国，中国科技研发投入也将追赶乃至超越美国。在这种态势下，美国一味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反而会使美国的科技优势相对减少甚至丧失。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如果不能驱散对华“心魔”，研发投入再多，未来遭受的反噬也只会越来越大。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