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自20世纪90年代采取“大国平衡”战略，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等多边和双边机制，维持东南亚地区安全局势在“后冷战”时代的相对稳定。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亚太地区实力结构、各国力量对比及地区的安全态势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东盟组织及其成员国始终醉心于在大国之间玩“以小博大”的纵横术。

2018年10月，中国与东盟10国在南海北部海域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这被广泛视为东盟开始提升与中国的军事安全关系。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盟防长会议通过了同美国的海上联演计划。今年9月，东盟-美国海上联演在泰国湾海域如期举行，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完全显露了东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心态。

部分东盟成员国也越加沉迷于大国平衡术，且尤为热衷以军事基地的使用为手段，来提升同美、日、英、法、印等世界大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其中，新加坡渐渐成为域外大国角逐南海的共同海外军事基地。除了美国自1990年开始使用其海空军基地外，英、法、日等其他主要大国的海军，也频繁停靠樟宜海军基地。2017年11月，新加坡还与印度达成海军合作协议，开放樟宜海军基地向印海军舰船提供燃油补给等后勤服务。无独有偶，越南也开始把金兰湾、岘港两个军港作为加强与美、日、澳等域外大国军事合作的筹码。

有学者分析称，东盟国家之所以更加积极地吸引域外大国军力进入南海地区，其主要考量是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这种逻辑认为，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加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渐渐彰显自身在本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2012年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及装备部署、海上执法力量建设等行为便是最好的例证。东盟因而有必要拉近同美、日等域外大国的军事合作，借美制华，防范中国势力的过度膨胀，威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架构。

事实上，保持东盟的中心性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并无争议，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认同，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小博大、纵横捭阖的“平衡”策略，还能维系东南亚及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吗？笔者认为，域外大国不断增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已无法维持基于“势力均衡”的地区和平稳定，且将使得本地区日益陷入新一轮“大国对抗”的泥潭之中。新、越等国的舰机过境停泊或进驻服务，是域外大国军事进入南海的“催化剂”，已经成为海上安全态势持续紧张、恶化的间接推手。

一则，部分国家所提供的军事基地服务，无疑为域外国家舰船在南海开展单独或联合行动，提供了临时性的可靠据点，为其在南海军事部署的常态化创造了条件。但受此推动，南海地区渐渐陷入“阵营间对抗”的困惑，即以美、英、法、日、澳、韩为一方，同中国在南海展开制海权和制空权争夺。

二则，借助新、菲基地，美军得以在南海地区部署濒海战斗舰等先进装备，这为其快速反应、提升海上安全态势感知提供了基础，但也加剧了中美之间在南海围绕侦察与反侦察、介入与反介入、威慑与反威慑的军事较量。

再则，依托基地外交，越、菲、马等声索国同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非争议或争议海域的多边或双边联合行动（联合演习等），也加剧了中国同声索国及美、日、英、澳、印等国在南海的军事对峙紧张态势。

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力量对比和整个体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美力量对比差距的缩小，印、日军事硬实力的集体性崛起，加之美“印太战略”致力于重构大国竞争和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渐渐面临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而“失效”的挑战，东盟国家希冀通过大国间的实力均衡谋求的“安全”正变得“不安全”。

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迫切需要更为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来维系。究竟该如何搭建新的安全架构？新的安全架构又该是何种形态？

其一，构建开放平等、基于规则的安全架构。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充分利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加速推进的契机，就海上单边、双边、多边军事行动，定期的安全对话、海上紧急事态的沟通处理，及域外国家在本地区的军事活动等主要问题作出制度性的安排，用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该进行哪些沟通”加以明确。

其二，确立本地区处理安全事务的普遍规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结盟、不干涉、合作、协商、共同的安全价值观，不仅规范了各国间的关系，更是对单个国家的行为构成了约束，除菲、泰外的南海周边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对此也多持正面立场。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把合作、协商，共同作为本地处理安全事务的根本规范，用以指导区域各国在安全议题上的决策行为。

其三，创新、增加安全领域的制度性安排。一是设立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沟通和信息相互通报机制，增加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了解，增进战略互信。二是建立域内军事资源联动机制，包括军事基地、情报、联合演练等资源的互联互通与相互协作。三是对域外国家参与本地区安全事务（比如南海问题）做出制度性安排，防止内外力量勾连干扰地区各国间的互信和整体安排架构。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