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比亚里茨（Biarritz）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的表现，被许多观察家批评为粗心大意，败事有余。其他人则认为，媒体和专家过于关注特朗普的个人表演、推文和政治游戏。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会把它们仅仅当作小过失。更大的问题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否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点，还是小小的历史波折。

当前围绕特朗普的辩论重新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重大的历史结果是人类选择的产物，还是主要由我们所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产生的压倒性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一些分析人士将历史的流动比作奔流的江河，其流向取决于气候、降雨、地质和地形，而非河流所承载的任何东西。但即便如此，人类也不仅仅是依附在被水流冲走的木头上的蚂蚁。他们更像是激流中的筏夫，试图控制方向，避开礁石，偶尔会翻覆，有时会成功地驶向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了解美国领导人过去一个世纪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和失败，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有关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产生的问题。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觉得他们正在应对独一无二的变革力量，但人类的本性永不变。选择可以有重大影响；不作为和作为都有可能产生后果。上世纪30年代，美国领导人的不作为导致地球沦为人间地狱；美国总统在美国垄断核武器时，拒绝使用它们也是如此。

这些重大选择是由形势还是由个人决定的？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打破传统，派遣美国军队到欧洲作战，但换作另外一位领导人（比如老罗斯福），可能也会如此做。威尔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为该行动辩解时所使用的说教语气，以及顽固地坚持要么完全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要么完全不加入，而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些人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回归孤立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归咎于威尔逊的道德主义。

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小罗斯福才得以令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即使当时执政的是一个保守的孤立主义者，结果可能也不会改变。尽管如此，罗斯福对希特勒的威胁的论述，以及他为应对这一威胁所做的准备，对于美国参与欧洲战事至关重要。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两极结构奠定了冷战的格局。但如果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4年被小罗斯福放弃的副总统）而不是杜鲁门（Harry Truman）成为总统，美国的反应方式和时机可能会有所不同。孤立主义者塔夫脱（Robert Taft）或独断专行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如在1952年大选后当选总统的话，可能会破坏杜鲁门遏制战略相对平稳的巩固过程。当时，这一战略是由后来接任杜鲁门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执行。

肯尼迪在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导致核战争，以及随后签署第一份核军备控制协议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和约翰逊（Lyndon B.Johnson）让美国陷入了毫无必要的越南战争，付出了代价高昂的失败。到了上世纪末，结构性力量导致苏联的衰落，而戈尔巴乔夫则加速了它的解体时间。但里根的国防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老布什管理危机的能力，都为冷战的和平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领导人及他们的技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对特朗普的行为掉以轻心。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机构、联盟以及美国的软实力吸引力。民调显示，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软实力有所下降。他是70年来第一名背离美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后来辞职，他最近哀叹，总统对盟友毫不在乎。

总统须要同时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将它们结合起来，起到互补而不是互相冲突的效果。权谋和组织技能虽必不可少，但情绪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和情境智商（contextual intelligence）也很重要。情商造就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情境商让领导人能够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利用趋势，并相应地运用他们的其他技能。情商和情境商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领导力理论家穆昆达（Gautam Mukunda）指出，经过既定政治流程仔细筛选的领导人，往往比较容易预测。老布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有一些人没有经过筛选，他们掌权后的表现差异很大。林肯是一个相对未经筛选的候选人，也是美国最优秀的总统之一。特朗普在赢得总统大选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他以纽约房地产和电视真人秀的背景踏入政坛。事实证明，他在驾驭现代媒体、挑战传统智慧以及破坏性创新方面，表现出非常高超的能力。虽然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对华关系，但其他人仍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在历史上的角色可能取决于他能否连任。如果他执政八年而非四年，机构、信任和软实力更有可能受到腐蚀。但无论如何，他的继任者都将面临一个已变化了的世界，而这部分要归因于特朗普的政策，也有部分要归因于世界政坛的结构性实力大变迁，包括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亚洲的崛起）和从政府转移到非国家行为体（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作者Joseph S.Nye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英文原题：Trump's Effect on U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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