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区域海洋合作模式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海洋合作关系正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体现在合作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更反映在相关认知传播与叙事建构的复杂嬗变中。本文旨在从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中国-东盟在海洋合作、涉海功能性合作及蓝色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叙事传播特征、机制与路径，揭示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海洋合作叙事的理论根基与时代内涵

海洋合作叙事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际政治传播现象，其理论基础根植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分析理论以及国际传播理论的交叉领域。

建构主义视角下海洋合作叙事的建构本质。从建构主义视角看，海洋合作叙事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更是通过特定话语实践主动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涉及主体间意义的赋予、集体身份的塑造以及共享观念的形成，直接影响着国家行为体对海洋合作的价值认知与政策选择。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中，每一次对话交流、每一份合作文件、每一个联合项目，都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各国对海洋合作的认知图景。这种建构过程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话语体系，赋予合作实践以特定意义，塑造集体身份，形成共享价值。当前，国际海洋治理体系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多边主义的要义——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应当成为海洋合作叙事的核心原则。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海洋合作叙事的创新，正在为国际海洋治理从单一主导向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转变提供重要的实践智慧和话语支撑。

框架分析理论对海洋合作叙事内在结构的方法论支持。在海洋合作议题的传播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体会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采取特定的解释框架来组织信息、定义问题、诊断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框架通过选择性强调与省略、特定隐喻使用与象征符号运作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对海洋合作的认知与评价。就概念框架而言，“海洋合作叙事传播”可界定为围绕海洋合作实践所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与情感感召力的话语体系及其扩散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核心维度：叙事内容层面关注合作议题的选择与组合方式；叙事形式层面涉及话语表达与符号运用的策略；叙事传播层面则指向信息流动的渠道与接受效果。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海洋合作叙事传播的完整图景。中国倡导的“蓝色伙伴关系”框架，就将合作的焦点从传统的地缘竞争转向了共同发展的新维度，为区域海洋合作开辟了全新视野。这一框架创新恰恰顺应了国际海洋治理体系改革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

“海洋合作叙事传播”的动态性。从过程维度来看，“海洋合作叙事传播”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动态过程。它既包含对合作实践的系统描述，更蕴含着对合作价值的深刻阐释，对合作愿景的生动描绘。这个宏大叙事由三个维度交织而成：在内容层面，它要回答“合作什么”的根本问题，通过议题设置构建认知重点；在形式层面，它要解决“如何讲述”的方法问题，通过话语创新增强感染力量；在传播层面，它要突破“如何抵达”的渠道障碍，通过多元路径扩大影响范围。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塑造着海洋合作的思想磁场。无论是在上述哪一个过程、哪一个维度，海洋合作叙事都必须回应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当今海洋正面临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非法捕捞屡禁不止等复杂挑战，这些挑战超越国界，具有明显的联动性和全球性。传统的、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在处理这些系统性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治理赤字与合作短板。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叙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叙事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更是通过话语实践推动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动力。

海洋合作叙事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表达

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的语境下，叙事传播的内容建构呈现出显著的多维特征，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叙事集群。

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生态共同体”主导叙事的形成。这一叙事将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相互依存性置于核心位置，强调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与共同责任。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可持续城市与海洋减塑、应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管理、环保产业等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取得了亮眼成果：清洁能源方面如越南隆安省“光伏+储能”项目、生态修复方面如缅甸若开海岸红树林固碳项目都已发展为示范项目。2021年，中国、东盟共同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进一步将气候变化作为区域环境合作的优先领域。这在推动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务实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如今，中国-东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和架构更趋完善，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关键抓手。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叙事在气候变化领域采用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述框架，既承认东盟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强调保护目标的共同性，在政策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之间取得了精妙平衡。

海洋科研与防灾减灾领域：“知识共享型”叙事占据主导地位。该叙事将科学技术视为超越政治分歧的共通语言，将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作为建立信任的基础途径。例如，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在2024年3月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爪哇海沟联合科考。其间，两国科研人员借助“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7178米，创下印尼深海下潜新纪录。新闻报道中通过突出联合科考航次、共享科研数据等实质性合作成果，强化了“科研先行、信任随行”的认知逻辑。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利用了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权威与社会公信力，为海洋合作提供了相对中立且可信的知识基础。

蓝色经济合作领域：“发展赋能型”叙事成为主流。这一叙事将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积极意象紧密关联，构建了充满希望与机遇的未来图景。例如，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部共同主办的“面向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发展论坛”提出加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将聚焦“三个注重”：注重创新驱动，培育蓝色发展新动能；注重产业更新，探索蓝色发展新路径；注重人海和谐，打造蓝色发展新格局。这一叙事采用了包容性的表述框架，强调合作成果的普惠性与共享性，可以有效回应部分国家对合作利益分配的潜在关切。

海上互联互通与安全合作领域：“功能主义”叙事表现出强大解释力。例如，由华阳海洋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举办多年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在议题设计上紧密围绕航道安全、海上搜救、应急响应等海洋治理领域的具体合作，通过“问题导向、务实合作”的表述策略，面向东盟国家逐步积累互信、拓展合作空间。在叙事建构中，这类议题强调合作机制的实效性与操作性，将抽象的安全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标准、操作程序与联动机制，使海洋安全合作呈现出鲜明的功能性与专业性特征。

海洋合作叙事的传播渠道与策略分析

海洋合作叙事的传播效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成效不仅依赖于叙事内容本身，更与传播渠道的战略性选择及策略性运用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考量不同受众群体基于其社会角色、认知框架与信息处理方式所形成的接收语境差异，同时认识到叙事本身又受到战略需求、知识进步、制度建构及社会经济期待等多重驱动力的深刻塑造。

正式外交渠道与多边平台构成了官方叙事传播的主渠道，也是政策驱动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系列峰会等机制，不仅是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更是主流叙事发布与确认的关键场域。通过这些正式渠道发布的联合声明、合作倡议与行动计划，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规范性，直接回应了政策制定者与职能部门官员的“政策实用主义”取向。这一群体作为海洋合作的首要受众，主要关注叙事中的制度安排、规则体系的完备性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他们需要确保合作框架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与现行法律体系相衔接。这类渠道的官方话语体系相对抽象严谨，与公众存在天然距离，需要其他渠道予以补充。

专业交流网络与学术共同体构成了理性叙事传播的核心支柱，也是知识驱动力量最直接、最系统的体现。诸如“海洋合作与治理”高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南海主题分论坛等机制化平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会议场合，而是承载知识生产、观点交锋与共识凝聚的关键制度性节点。它们通过组织严谨的学术研讨、发布基于实地调研的专题报告、以及推动深度的跨国实证研究，为海洋合作叙事构建起一个系统、可信且持续演进的知识体系与学理支撑框架。

这一传播渠道之所以具有独特效力，在于它精准地契合了科研机构、智库与专家共同体所秉持的“知识理性主义”认知范式。这类专业传播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提供充分、透明且可追溯的数据支持，构建层层递进、逻辑自洽的论证过程，并展示开放、审慎的知识生产流程，来赢得专业同行间的认可与信服。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在专业知识领域内部进行“压力测试”并逐步建立共识的过程，它使得最终被接受的叙事具备了坚实的科学权威性与学理正当性。

大众传媒与数字平台是构建公共认知与塑造情感认同的主战场，同时也是清晰映照社会驱动力的一面镜子。主流媒体凭借其权威性与专业性，通过系列专题报道、深度评论及专家解读，系统阐释海洋合作的政策内涵与战略意义；而新兴社交媒体则借助短视频、信息图等可视化、轻量化的传播产品，以更贴近公众阅读习惯的方式实现广泛触达。这两类渠道相互补充、协同发力，共同承担着将专业、复杂的海洋合作议题，转化为公众可理解、愿参与的社会公共话题的重要使命。

面对普通公众及沿海社区受众，广泛性传播渠道必须充分理解并回应其独特的“情感-经验”双重认知结构，其传播策略在于巧妙地将宏观的合作理念与抽象的政策语言，转化为一系列具体可感、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现实图景：例如，海洋合作如何带来更丰富的渔获、更洁净的海滩、更蓬勃的滨海旅游；生态环境改善如何让家门口的海湾重现碧波，让子孙后代能够继续享有海洋的馈赠；或者通过真实的人物故事来承载宏大的合作叙事。通过唤起公众在环境正义、家园情怀、代际关怀等方面的共同情感，传播得以超越单纯的信息告知，在与受众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起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与价值认同，从而为海洋合作的深入推进培育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持久的民意基础。

项目示范与实地参访构成了最具说服力的体验式叙事，是制度驱动力与社会驱动力的关键交汇点。以中国-东盟海洋产业合作发展圆桌会、面向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发展论坛等机制性平台为例，它们不仅是信息交流与政策沟通的渠道，更通过精心组织的项目考察、企业参访与技术示范，使各方代表能够亲身体验合作成果、直面项目实施过程。这种“眼见为实”的参与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合作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有助于在复杂的跨国协商环境中构建起稳固的信任基础。

这一传播渠道对于遵循“经济理性”逻辑的商业团体与产业界代表尤为有效。他们往往以市场机遇、投资回报、风险控制等具体指标作为决策依据，对空洞的政策宣示或文本承诺保持审慎态度。尽管受空间承载能力与活动规模的限制，实地参访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无法像大众媒体那样实现广泛覆盖，但其在关键节点上的影响力却不容替代。在推动具体合作项目落地、争取核心利益相关方支持、化解潜在合作疑虑等方面，这种深度互动、沉浸式的传播方式具有独特优势。它通过营造共同经历、促进面对面交流，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增进了各方在价值观与目标层面的共识，为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海洋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则构成了潜移默化的情感叙事渠道，旨在为务实合作培育最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土壤。联合举办的文化展览、海洋主题艺术节等人文交流活动，通过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在深层次上改变受众的态度与情感倾向。例如，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一致确定2024至2025年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两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共举办一百余场高水平、高成效、高人气的人文交流活动。这类“软性”传播有助于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塑造开放、包容、共享的区域合作身份认同，将“海洋合作”从一个政策概念，升华为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面向未来的文化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友好组织交往密切，情感纽带不断拉紧。“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大会”等机制活动品牌效益凸显，不断凝聚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共识，从民间层面推动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综上所述，优化海洋合作叙事的传播，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渠道策略，将核心叙事通过最适配的渠道，以最恰当的形式，精准传递给目标受众，并时刻回应来自战略、知识、制度与社会的多维驱动力，方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传播生态中，不断提升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叙事的感召力、韧性与国际话语权。

结语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叙事传播是一个具有区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动态系统工程。在理论层面，它不仅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更是通过话语实践主动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各国对海洋合作的价值认知与政策选择。在实践层面，目前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内容体系与多层次传播网络，在理念传播、共识塑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叙事传播体系通过多元渠道协同运作：正式外交渠道为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引领；专业交流网络构建起坚实的学理支撑；大众传媒与数字平台有效促进公共认知与情感认同；而项目示范与实地参访则通过亲身体验增强合作的说服力。这些渠道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传播生态系统。

随着蓝色经济理念深入发展和区域海洋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叙事传播既面临合作领域拓展带来的丰富素材，也需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衡、透明的叙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真正成功的海洋合作叙事应当实现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在事实维度真实反映合作实践的复杂性，在价值维度深刻阐释合作意义的共享性，在愿景维度生动展现合作前景的可期性。通过持续创新叙事理念、优化传播策略，我们必将构建起更具区域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海洋合作叙事体系，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

原文发表于：《南海传播》

作者系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丁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