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南南海政策研究回顾

当前，学术界对越南南海政策的演变持续保持较高关注。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越南的南海政策正逐步呈现出“民族化”“东盟化”“国际化”“灵活化”“扩大化”“平衡化”与“法律化”等多重发展趋势。在这一政策调整与转型过程中，南海争端在中越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依然凸显。尤其是在中国作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且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相似性的背景下，越南如何在“合作与斗争”之间把握平衡，日益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点。

总体来说，近年来越南南海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斗争策略和实施手段方面，其南海战略延续“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方向并未发生变化。特别是自2021年越共十三大后，受外部形势变化影响，越南在战略上作出了一些新的调整与发展。鉴此，本文希望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越南在南海的最新行动，进一步探讨其“合作与斗争”策略的演变和实施，揭示这一策略所蕴含的隐性动机，并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潜在挑战，从而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实务界提供相关研究参考。

二、越南“合作—斗争”政策的发展

（一）越南“合作—斗争”理念内涵及历史演进

作为越南外交政策体系的核心认知范式，对“合作伙伴”与“斗争对象”的二元划分和动态平衡，构成了其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外交政策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框架。从概念上看，越南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合作伙伴”特指“尊重越南独立、主权，建立和扩大友谊，平等、互利合作”的国际行为体；而“斗争对象”则指涉可能对越南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及发展道路构成潜在威胁的外部实体。根据越南的强调，该政策逻辑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即通过精准识别合作机遇与安全威胁，最终服务于三重战略目标：维护政权合法性、保障发展安全性以及提升战略自主性。这一认知体系主要植根于胡志明“广交友、少树敌”外交思想的现代转型，也是其多样化外交政策的一种延续。其最新发展体现在阮富仲提出的“竹子外交”理念中，即通过“根系稳固”“竹身结实”“枝干柔韧”的隐喻，实现了传统战略文化与现代外交理论的创新性融合。

追溯其历史发展脉络，越南对“合作伙伴”和“斗争对象”的战略认知，主要始于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的“革新开放”政策，这一转变标志着其对外战略观念由冷战时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友”模式，向更具灵活性与现实主义色彩的“伙伴-对象”范式转型。

越共十三大以来，时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将其外交形容为“根坚、身实、枝柔”的“竹子外交”，意指“目标坚定、思想务实、策略灵活”，其最大特点就是“既斗争又合作”“不倒向任何一边”“灵活务实具有韧性”。2024年8月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奉行所谓“竹子外交”，希望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灵活运用“合作”与“斗争”的双重工具，以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并拓展国家利益空间。

（二）越南南海政策中的“合作—斗争”实践逻辑

在对象识别上，作为具有特殊历史纽带与制度相似性的邻邦，中越关系既以“同志加兄弟”的革命传统为精神纽带，又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制度框架，如今更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愿景。然而这种多重关系定位并未消解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越南在战略认知层面始终保持着对华关系的警惕，认为即便在“全面战略伙伴”框架下，中越关系依然存在“斗争”一面。这种战略认知直接塑造了越南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也就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将中国视为制度安全的战略伙伴，而在南海问题上则定位为海上维权领域的博弈对手。

在战略宣示层面，越南决策层认可“南海问题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的政策基调，通过“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性话语，反复申明“管控分歧、维护大局”的外交立场。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越南的行为明显与其公开表述存在落差，尤其在岛礁扩建、油气开发及非法侵渔等领域，其单方面行动始终不断。此类举措反映出越南在维护对华关系整体稳定与攫取海洋权益之间所面临的复杂平衡与战略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越南的南海政策并非在“合作”与“斗争”之间非此即彼，而是在不同议题和不同时段中采取“组合策略”。静态层面看，斗争是根本，合作是手段，在所谓“主权”问题上保持坚决立场，但在海洋治理、渔业管理、环境保护和地区多边机制中则强调合作。从动态层面来讲，越南采取的基本方针是“软硬结合”，在无法退让的“主权”议题上强化法律、外交与有限军事的斗争策略，但同时利用合作机制降低紧张，避免全面对抗，以合作争取战略缓冲，以斗争维持底线立场。

三、越南南海“合作—斗争”政策的实践

在越南南海“合作—斗争”政策实践中，其“合作”举措主要体现在政治、外交、经贸、投资，以及低敏感海上合作的非争议领域，而在涉及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则坚持对抗立场。近年来，越南通过高层互访、外交沟通及相关机制建设，同中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海上争端的管控。同时，越方也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一系列单边侵权举措。

（一）越南南海政策中的“合作”举措

1.以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塑造双方合作氛围

自2021年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高层持续释放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凸显中越关系在其对外战略中的优先地位。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国家主席阮春福以及政府总理范明政在多个重要场合均强调，“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 ，并明确表示“重视并坚定发展对华友好、稳定、健康的合作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中的战略选择和重中之重”。 

2.加强经贸领域联系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议程

中国不仅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及第二大出口市场，越南也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国。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仅是双方利益深度交融的具体表现，也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

3.建立多层级沟通合作机制管控海上分歧

除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党际交流机制，中越之间还设立了由上到下，多层级、多领域的全方位沟通合作机制，在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和南海分歧管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中越边界代表团谈判机制，二是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三是中越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四是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工作组和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五是中越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中越海上执法部门联合巡逻及海警工作会晤机制。通过建立并依托上述沟通与合作机制，中越两国在处理海上分歧、推动海上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果不仅有力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发展，也有效遏制了海上分歧对两国关系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越南在南海的主要“斗争”举措

在推进合作的同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日益强化“斗争”举措，持续推进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渐进性的单边侵权行动，试图通过多方面努力，持续巩固和扩大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

1.强化《公约》唯一性，否定中国合法主张

自2016年美方主导支持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以来，越南频繁重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处理中所应占据的首要地位，积极塑造“公约至上”原则的国际共识。特别是越南利用《公约》中对其有利的条款，通过选择性的适用和曲解，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提供“合法性”支撑，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此同时，越南积极塑造自身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忠实遵守者与坚定捍卫者形象，并有意将中国描绘为《公约》的“对立面”。

2.快速推进岛礁扩建和军事化部署，强化南海实际控制

长期以来，越南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持续推进设施建设，尽管始终保持“低调”姿态，但相关活动从未中断，至今仍未有停止迹象。尤其自2021年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岛礁扩建的节奏显著加快、规模明显扩大。截至目前，累计吹填已超过10km²。与此同时，越南还加快了港池、码头、跑道等军事设施建设。

3.积极引进域外国家，加快南海单边油气开发

随着越南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能源需求的持续上升，南海的海上油气资源已成为其重要的能源来源。这一事实不断推动越南在南海争议水域冒险进行单方面的油气开发。此外，除了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也是越南用以宣示其“主权”的主要手段之一。自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不断强化与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家的油气开发合作，利用外部力量推动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

4.以非法侵渔活动，强化南海“主权宣示”

随着近岸鱼类资源的日益枯竭，越南渔民不断扩大捕捞范围，进入更远的海域，甚至侵犯他国水域，进行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这一行为导致与周边国家的海上摩擦频发，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尤其是越南政府经常为其渔民提供贷款和补贴，鼓励他们通过侵渔行为进行所谓的“主权宣示”，以推行其海洋政策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渔民在争议海域进行非法捕鱼活动，进一步加剧了与周边国家的渔业纠纷。

5.全力抢占舆论认知高地，博取国内民众支持和国际社会同情

近年来，越南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南海争端宣传动员体系，通过反复强调“有足够的历史证据和法律基础来证明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以及对它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的南海叙事，旨在让越南人民确信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无可争议的主权”，同时争取国内外同情和支持，增强其在南海的软实力。

6.加快国防军事力量建设，提升海上综合对抗能力

近年来，越南以“捍卫国家海洋主权与安全利益”为核心，持续推进国防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转型，持续提升海军、海警以及准军事力量的作战能力与联合作战体系。一是推进国防现代化改革，二是强化国防军事力量建设，三是加强海上民兵建设。

四、越南南海“合作-斗争”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所奉行的“合作—斗争”方针，其核心并非单纯的对抗或完全的妥协，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该政策强调策略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并随形势演变不断调整具体做法。凭借这种操作，越南一方面在对华关系中维持整体稳定并深化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则以较为隐蔽和渐进的方式推进其在南海的主张，从而力求实现海洋权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长远来看，将为中越关系的深入发展埋下隐患，也对南海局势带来潜在挑战。

（一）实践特点

越南“既合作又斗争”策略一方面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务实性，能够在复杂的地缘形势中灵活调整政策重心，从而在特定阶段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这一策略同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欺骗性与危险性等实践特征。从本质上来讲，所谓“合作”事实上主要服务于“斗争”的战略目标和实际需求，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为“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并掩盖其渐进式扩张和侵权的真实意图。

（二）消极影响

在“合作与斗争”政策框架下，越南试图以“低强度、高频次”的侵权行为，通过“切香肠”式的蚕食扩大自身南海利益，这不仅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海洋权益构成实质性侵害，也对中越两国高层就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所达成的共识落实造成了现实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此类行为加剧了南海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恐引发其他声索方纷纷效仿，最终导致区域海洋安全治理陷入困境。

结语

面对越南的“合作—斗争”双重策略组合，中国需对其在南海的渐进式和隐蔽性单边侵权行动保持警惕，同时加快构建多维应对措施体系，坚持既要深化共同利益下的合作，也要对越南在南海的挑衅行为采取坚决的惩罚和阻止措施的总体原则，通过战略定力与战术创新的有机结合，在维护主权权益与保持周边稳定间实现动态平衡。

原文刊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5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王腾飞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22级博士研究生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闫岩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