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存，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2028.1.8.

3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1年1月8日，我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南京大学，怀揣梦想，踏上了在那个年代仍然非常落后的海南岛。此后工作岗位虽几经变动，但让我引以为荣并在身后可能被人们所记住的，就是开启了几乎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的南海研究生涯，以及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创立的一家官方背景智库——中国南海研究院，以及一家民办涉海研究机构——华阳海洋研究中心。

言归正传，现在谈谈《南海：历史与现实》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意义，以及在写作出版过程中的一些酸甜苦辣。

首先，关于写作背景。2014至2017年间，海外出版了几本关于南海问题的书。这些书中存在的错误甚至荒谬的观点，驱使我下决心要编写一本能够起到正本清源作用的南海研究正史。一本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于2014年出版的《南中国海：亚洲的权力之争》（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在书中，作者认为2009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照会所附的九段线地图，是中国第一次正式使用具有国际背景的断续线。事实上，二战后，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南海诸岛。为明确南海领土范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于1947年印制《南海诸岛位置图》，并在该图上绘有U形断续线。之后断续线不断发展，到1948年2月，内政部正式公开出版《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临近海域的主权以及海域管辖主张的范围，其附图《南海诸岛位置图》上面标明南海断续线。该作者还说中国对南海宣示主权始于1909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去年11月6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菲律宾方面举办的第二届马尼拉南海对话，他跟我在一个议题。他在会上说根据1928年中山大学沈鹏飞教授写的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中国在南海的最南部岛屿是中建岛。我专门查阅了沈鹏飞教授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出中建岛是西沙群岛最南部的岛屿，而不是中国主张的南海诸岛最南部的岛屿。

另外是黎蜗藤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被扭曲的南海史: 二十世纪前的南中国海》，另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从地图开疆到人工造岛：南海百年纷争史》。作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这是书中仅有的作者信息。该作者认为，直到晚清时期，才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南沙一带活动；中国对南沙的主权意图始于1933年，也即法占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时，到1946年才正式主张对南沙的主权；当年在南沙宣示主权和驻军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南沙的军事存在，中国从来没有在整个南沙行使过完全的主权。该作者还认为，九段线根本就是一个“三无产品”：无定义、无坐标、无法律地位。

在《从地图开疆到人工造岛：南海百年纷争史》的序言中，他甚至认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公海，而非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当然中国并没有讲南海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提的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所以他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他还认为，中国在1958年的领海声明和1992年的海洋法（即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中国没有提及历史性水域（其实我们也没有提出过历史性水域的概念，只说历史性权利），更没有提及南海断续线。他还提到在1956至1984年间，中国人没有在南沙海域进行过渔业活动（此事背景大概与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排华事件以及1956年台湾当局派兵实际驻守太平岛有一定关系）。他同时认为，越南和菲律宾在这一时期都同时拥有在南沙海域进行渔业活动并进行渔业管理的记录，中国的这段历史是缺失的。

当然，我要编写一本南海正史的原因，也不只是针对上述歪曲南海历史的三本书的考量，还包括我每年在参加一些涉南海重要国际会议时的切身感受。每逢参加此类会议，中国学者在发言及提问环节，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常被淹没在一些毫无逻辑的论断中；某些西方学者甚至可以毫无底线地信口雌黄，这让我难以置信：这哪是在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同时，我也深感我国在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领域面临的挑战之严峻。

所以在2018年，我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立项，要编写一本能够一锤定音和“东风压倒西风”的书。能否起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随后我们还将出版两本书，《南海问题二十问》和《南海沉思录》，《南海：历史与现实》英文版也会在西方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发行，我相信这对扭转目前南海认知和舆论领域于我不利的格局能够有所贡献。

第二个方面，关于本书意义。我在本书序言里提到，回顾我国南海历史研究，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丰富史料和研究成果，但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不足，没有能够与国际南海研究前沿的领域对标和接轨，特别是忽视了南海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南海叙事和客观公正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二是南海史料的挖掘不够全面和充分，尤其是对近代西方官方档案、航海文献和海图等第三方史料的利用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对国际上故意歪曲或带有误导性的涉南海历史研究没有能够及时、有理有据，并且持之以恒地进行彻底消毒和明辨是非，致使历史溯源和法律研究未能因此有机整合处理，甚至导致相互割裂或是趋向矛盾。

南海历史研究，我们必须着眼于多学科深度融合。尤其是历史与法律研究的科学和有机整合。新时代的南海历史研究，我们应该打破学科壁垒，弥合学科鸿沟，推动跨学科研究、协同以及学术创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着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单纯依靠自身的单一力量，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宏大叙事；二是没有哪个学科能够脱离其他学科的有效支撑而一枝独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也只能在不同学科的交汇融合中实现突破和与时俱进。同样，推动南海问题研究跨学科协同融合，从多学科视角审视南海问题，打通历史研究、国际法、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海洋环境、海洋考古等学科壁垒是当前基于南海历史溯源和法律适用的南海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构建中国主导的南海叙事的必由之路。本书是我们尝试推动南海问题跨学科协同与融合、打通学科壁垒进行的一次尝试。能否做到这一点，能否成为后来者效仿的成功案例，还有待读者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最后，关于写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领导都有著书立说的经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但我敢保证，我们这35万多字、500页的大部头南海历史研究专著，都是从汗牛充栋的一手史料中抠出来的，都是在电脑上逐字逐句敲出来的，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中熬出来的。酸甜苦辣其实主要是酸、苦、辣，有课题团队组成后看到写作任务之重望而生畏退缩的，也有半路撂挑子的，也有因疫情中断不幸“倒下”拖延交稿的，还有苦不堪言的审稿修改、再审稿、再修改，循环往复若干次后好不容易关闭了电脑又再次打开电脑的不情愿。如果说有甜的话，那就是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稿之后，当我得知有关部门正式向出版社下达出版批复的时候。当然，更多的甜只能期待读者给我们“打赏”。

最后，我要真诚感谢外交部边海司，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前任总裁鲍洪俊、现任总裁程为民、董事叶国斌副总编、责任编辑彭宁等；写作团队，今天到场了部分代表，钱江、于向东、谭卫元、周鑫、许盘清、丁雁南老师等；本书的两位顾问，原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周健参赞以及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老师；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李国强副院长、侯毅研究员及其审稿团队对本书进行了一次全面审稿；以及今天到场的所有的领导、同事、同学、同行、媒体界的朋友。正是你们的宝贵支持，才会有今天的高光时刻。当然，这一切我认为还只是开始。我们今后的任务会更重，也会更加艰巨。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