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4月6日发表帕特里克·劳伦斯的文章，题为《欧洲身份危机》。全文摘编如下：

非理性的恐俄症、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欧洲大陆作为欧亚大陆西翼天然位置的破坏、无中生有的俄罗斯扩张主义“威胁”、对以色列围攻加沙的支持，这些也是从美国进口的东西，而欧洲发现自己正因为它们陷入危机。

欧洲人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问，我们是谁？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我们永远是美国听话的下属，听从一切命令吗？我们在21世纪变成了什么样子？

自冷战中期以来，欧洲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之间摇摆不定——维护自己的主权或屈服于对美国力量的无尊严依赖。戴高乐是最后一位坚定支持欧洲大陆独立和自治的欧洲领导人。但戴高乐主义在今天的欧洲不过是一道微弱而遥远的光。

欧洲与有意领导欧洲的美国之间的长期分歧如今明显扩大了。前者捍卫的是战后头几十年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来的社会先进国家的剩余物。后者准备拆掉它，引进一个美国版的军工复合体，正如华特迪士尼公司将睡美人城堡带到法国首都的郊区一样。

自从美国开始意识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他那顺从的前任不同以来，在欧洲引发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从此，欧洲面临的选择变得更加严峻。

首先，乌克兰战争失利，美国对基辅政权的热情明显减弱。这使得欧洲只能自己处理家门口的烂摊子，而美国则可以按照其习惯“继续前进”。欧盟不得不承诺在未来四年内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可靠和可预测的财政支持”。

其次，唐纳德·特朗普再次点燃了关于没有美国的北约或北约解体的讨论。没有美国的北约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北约不就是华盛顿在大西洋彼岸投射力量的工具吗？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北约的生活这种令人愉快的想法甚至不是一个在中期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关于北约去向的对话已促使欧洲领导人思考。

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收回他之前的说法，即欧洲必须准备向乌克兰前线派遣地面部队。怀有戴高乐情节的马克龙说这些话时意在支持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有人对此表示认同。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几个月前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想成为世界维和人员，我们需要一支欧洲军队。”

这种想法可能过于轻率。直率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概述了“欧盟地缘政治议程上的四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是“加强我们的防务和安全”，第四项任务是“继续努力与关键伙伴、尤其是美国合作”。

这两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自相矛盾。但仔细想想，他似乎只是一个直言不讳地表达现实政治的人物：欧洲可以随心所欲地武装自己；其现任领导人将使其成为美国帝权的附庸。

不难发现欧洲人对他们的领导人选择的方向感到焦躁和不满。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一种根本的愿望，即摒弃一切冷战式的敌意，过欧洲人的那种朴素和简单的生活。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信任美国。民调也记录了类似的对“普京”的不信任，但这反映了欧洲主要媒体无情的宣传力量，它们不断地妖魔化俄罗斯总统，但同时欧洲人对欧洲作为欧亚大陆西翼的地位以及与俄罗斯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着相当大的认同。

瑞士《时代问题》双周报最近援引德国前官员、设计东方政策的关键人物埃贡·巴尔的话说：“我们的自决是与美国并肩而非对抗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不喜欢俄罗斯就放弃它。”这一说法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大多数德国人——以及相当比例的其他欧洲人——强烈支持恢复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而美国或多或少地要求欧洲人放弃这种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贾南·加内什近日写道：“谁认为选民会优先考虑重整军备？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选民愿意为了获得武器而接受福利主义社会契约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