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新加坡成功经验的宝贵启示

——其“流量”和“腹地”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中国南海研究院课题组

内容提要

近日，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吴士存率调研组赴迪拜、新加坡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通过对迪拜、新加坡自贸港法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人才引进与使用、产业园区规划与发展的特点与经验进行解剖分析，对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打造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市场腹地和流量经济增长点、优化人才政策和提升人才竞争力提出四点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是坚持立法先行，让完善、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多元、便利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金字招牌；

二是依托市场吸引人才，依靠政策呵护人才，依赖平台留住人才；

三是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为目标，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结构；

四是从机构设置和专门人才选拔入手，革新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

正文如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神，根据海南省委的工作部署，创造性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我院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下简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工作特色，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吴士存近日率调研组赴迪拜、新加坡就海南如何加快推进自贸区（港）建设进行专题解剖式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国际著名自由港迪拜和新加坡，访问了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法律服务机构、港务集团、开发园区和高等院校等在内的16家单位，实地考察了3个港口，进行了18场专题座谈，调研对象主要包括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杰贝阿里港、拉希德港、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迪拜加拿大大学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港务集团、纬壹科技城、新加坡立杰律师事务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法学院商法研究中心、新加坡管理大学等。调研组重点对迪拜和新加坡的自贸港法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园区规划、港航产业发展现状及可供海南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期间，调研组还拜会了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

通过本次深度调研，调研组掌握了迪拜、新加坡自由港发展的最新情况，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信息。本报告基于此次外访调研成果和省内调研获取的资料而形成。报告旨在对迪拜和新加坡自由港的发展特点与经验启示进行解析，并从加快法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市场腹地、提升人才竞争力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梳理了迪拜、新加坡自由港建设可供海南参考的若干成功经验，其中有些可为海南所借鉴和效仿，有些虽一时难以复制但亦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资料图：迪拜和新加坡（图自网络）

一、迪拜自由港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七个酋长国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得益于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完备的基础设施、开放宽松的经济政策、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迪拜从六十年前的一座渔港崛起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航运、金融和旅游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受国际投资者青睐的“避风港”。在日渐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迪拜正发展成为新一轮生产要素流量聚集的重要枢纽城市，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立法先行奠定自由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

阿联酋政府早在设立自由区之初，即于联邦和地方层面分别完成了修法、创法工作，将涉及金融、税收等国家层面的立法事项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授予地方，同时通过设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引入伦敦国际仲裁院等方式建立起多元化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为迪拜自由区的可持续发展打牢了法治根基。

其主要作法是，一是立法先行。阿联酋先后通过两项联邦法令为迪拜建立自由区提供上位法的支持和保障，通过三项地方立法确立金融自由区具体的法律框架和司法体系。二是着眼于自由区的长远发展需求，突出顶层制度的前瞻性和可预见性，及时修法以有效因应由制度创新空间拓展而产生的法律困境。三是注重本地立法、司法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对接。迪拜在自由区内取消股比限制，放松外汇管制，推行税收优惠，同时建立了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适用英美法规则。四是本地立法及时适应国际商事实践发展的新趋势。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今年6月新颁布了《破产法》，在破产管理和债务重组上的制度创新已处于全球最前沿，高度便利化的市场主体进入与退出机制吸引了全球大量创新型企业前来投资创业。

（二）以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自由区为载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十多年来，迪拜致力于经济转型，成功打造了包括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多种商品交易中心、迪拜媒体城、迪拜互联网城、迪拜医疗城等在内的28个自由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极。

迪拜自由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结合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科学布局，迪拜先后设立了涵盖加工、物流、金融、传媒、信息与通信技术、教育、医疗、科技等不同领域的自由区，通过良性融合互动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二是自由区在招商引资上针对性强、灵活度高，不唯投资企业的规模与数量，而唯其是否契合自由区的规划目标，是否符合迪拜政府提出的研发、创新和智能化转型的发展要求。三是政府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保姆式”的高效服务，包括投资全链条的咨询建议、根据企业需求提供配套设施、帮助企业在本地和国际市场获得合作机会，以及开展机制化的企业回访和沟通等。四是在坚持各自由区差异化发展的同时，打破园区壁垒，以“互联网+园区”的模式实现信息、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联通与共享，推行“自由区护照倡议”，允许外国公司使用一张许可证在多个自由区内运营而无需另获牌照。

（三）以支柱产业为引擎，驱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持续增长

在迪拜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航运、金融、旅游、会展等产业已成为带动流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吸引着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商品、信息、资金、科技等资源要素在迪拜不断集聚。以上述产业为牵引，迪拜对进入全球产业链的资源要素进行整合、分配和利用，极大促进和带动了本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

资料图：调研组考察迪拜拉希德游轮码头（Rashid Port）

一是延伸现代港航产业链，推动传统航运业提质升级。凭借完善的港口设施、强大的物流能力、专注于航运领域的便利化举措和有吸引力的自由区优惠政策，迪拜于2018年超越汉堡，成为全球第五大航运中心城市。除实体的货物运输物流之外，围绕航运业衍生的航运金融、航运清算、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业所带来的资金流、信息流对迪拜发展成为区域流量中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将制度创新和产业集聚相结合，提升高端资源要素的“流量密度”。迪拜搭建了多种类型的供应链协同平台，聚集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包括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国际性的生产服务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等），经济辐射能级不断增强。例如，2018年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新入驻公司1868家，企业签约有效期的平均时长为25年，会员企业的年度营业额总值超过迪拜国内经济总量的10%。

三是将自带人流、资金流的旅游业和联动性较强的会展业作为发展流量经济的重要载体。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设施、丰富的娱乐项目和前卫的城市地标理念，迪拜多年来打造全球高端旅游消费市场的努力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收益。2018年迪拜共接待国际过夜游客1592万人次，通过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的旅客流量将近9000万人次，旅游业提供了57万个就业岗位。同时，迪拜在完善会展产业链上持续发力，吸引了来自欧美国家的诸多专业化会展公司进驻，2018年会展展商和访客达到300万人次，创造的经济总产出达到61亿美元，对迪拜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达到3.3%。

（四）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增加“流量”和拓展市场腹地

迪拜传统上是贸工结合、以贸为主的自由港的典型代表，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心”作用直接体现在影响海湾六国、西亚七国、非洲及欧洲南部国家的终端市场。2010年后，迪拜开始致力于打造面向中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辐射30亿人口的区域消费中心和现代服务中心，以实现经济增长多元化的目标。通过转口贸易和培育高端服务业“双轮驱动”，迪拜的市场腹地得以有效拓展。

一方面，迪拜转口贸易的成功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完善齐备的基础设施、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与迪拜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商业、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较多，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也不健全，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企业多数优先选择通过迪拜将货物转口到本国。亚洲企业在向欧洲国家出口商品时，诸多贸易公司选择在迪拜开展转口贸易，以有效规避可能面临的关税壁垒、反倾销调查和国际制裁等障碍。在世界一流航空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港口网络的支持下，迪拜被视为通往非洲、欧洲市场的绝佳中转点。

另一方面，迪拜商品和货物贸易近年来日渐接近“天花板”，为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迪拜积极在服务贸易，特别是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领域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旅游服务上，迪拜将地标性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商务旅游、特种旅游等产品和国际化、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相结合，催生出了新的高端旅游消费市场。在教育服务上，迪拜创设“教育自由区”“知识村”和“国际学术城”，吸引了来自欧美等地的大量国际教育机构和人才，建立了二百多所国际学校和诸如迪拜加拿大大学、迪拜英国大学、印度阿米提大学迪拜分校等采用欧美学制的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辐射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区域教育中心。在医疗服务上，迪拜打造“迪拜健康体验”品牌，通过与国际顶尖医疗机构合作，面向中东和亚洲市场提供包含签证、机票、酒店、医疗项目、保险和旅游等综合性的医疗服务产品，每年为其带来超过7亿美元的医疗旅游收入。

二、新加坡自由港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建设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航运、贸易、金融中心和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新加坡区位优势明显，政治环境稳定，法律法规完善，营商环境优越，社会文化多元，大量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新加坡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其自由港成功发展的经验对海南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一）与国际规则相对接的高效、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新加坡自由港保持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定海神针

新加坡沿袭英国法体系，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包含国会法令、附属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与惯例在内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新加坡目前共签订了80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40项投资保证协定和22项自由贸易协定，广泛的贸易协定网络大幅降低了在新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的税收负担。

在自贸区法律体系的设计方面，新加坡注重国家统筹协调与园区自主管理的双重作用，法律实施呈现出集中、权威、高效的特点。1965年，新加坡制定颁布《自由贸易区法》，对自贸区建设及管理运营作出全面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功能作用、管理体制、优惠政策、监管措施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新加坡于1969年制定《自由贸易区条例》作为《自由贸易区法》的实施细则，对自贸区内市场主体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管理。

新加坡裕廊岛石化工业区，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等世界级石化巨头（图自联合早报）

除此之外，新加坡对涉自贸区事务不再另行立法，而是通过适用一系列成熟的商事法律规范，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无盲区、高位阶的法治保障。这种立法模式能够有效维持法律体系的稳定和法律适用的统一，避免了自贸区规则因过于繁琐或碎片化而可能引发的规则冲突，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在此基础上，新加坡不断完善由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组成的法律生态系统，亦为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倡导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便利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不二选择

近年来，全球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日益成熟，新加坡将自身定位为解决跨国商事争端的中立国，致力于建设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新加坡先后设立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业法庭和国际调解中心等“一站式”国际纠纷解决平台，意在以打造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为依托，谋求未来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优势。

从国际化程度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业法庭和国际调解中心更多是面向区域性、国际性的商事纠纷当事人，在人员构成上组建国际化的法官、仲裁员和调解员团队，在制度设计上高度对接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例如，新加坡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以《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蓝本，兼顾大陆法和普通法两大法系的特点。多年来仲裁规则不断更新修订，吸收了很多为发达国家所认可的新型仲裁实践。

从机制运行上看，新加坡在提供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服务时注重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的相互融合、协调、对接、互补，有意识地构建调解与仲裁、诉讼有效衔接的机制。特别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调解中心合作建立了独特的“仲裁-调解-仲裁”机制，在实现二者无缝对接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调解协议的可执行率。

从服务成本上看，在世界商事争端解决的主要城市中，新加坡的费用几乎最低。新加坡法院给予国际调解、国际仲裁和国际诉讼最大化的支持和最小化的干预，当事人可以根据费用标准，准确预估争议解决的成本、时间进度和每个程序阶段的费用。此外，为减轻争议当事方的现金流压力，新加坡还参照最新国际实践，允许当事方在国际仲裁及相关程序中进行“第三方融资”。

（三）无处不在的亲商理念和人无我有的周到服务，是新加坡持续集聚流量的过人之处

为更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并通过海外投资租赁“飞地”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新加坡设立了包括商业园和特殊工业园、自由贸易区和海外工业区在内的一些特殊经济功能区域。这些园区在功能定位、法律地位和政策适用上虽不尽相同，但依靠亲商理念、无缝对接的周到服务集聚产业流量是其共性特征。

资料图：调研组现场考察新加坡港务集团（PSA）

在引资招商上，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下称“经发局”）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地常设招商引资机构，派驻精通招商的专门人才长期搜集、跟踪投资信息，经常走访大型跨国公司或邀请其高管到新加坡参与大型商务论坛，通过采取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招商措施，尽可能吸引国际投资者到新加坡投资。新加坡经发局还组建了国际咨询委员会，邀请顶级跨国公司高管参与其中，并定期向其征集书面意见和建议。通过国际咨询委员会，经发局得以率先掌握全球产业发展和投资趋势。

在扶商安商上，新加坡各类园区建立了覆盖项目引进报批、项目投产和产品销售、投资嗣后回访等全过程的客户服务体系，服务内容已经从企业入驻的程式化服务拓展到相关配套的“网状”服务，即为投资者提供医疗教育、金融法律咨询、娱乐休闲等生活配套服务和为入驻企业未来延伸生产链提供先导服务。将亲商理念融入优化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完备、优惠政策配套、政府服务高效的基础上，新加坡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聚集打造全球重要枢纽城市所需的“企业流”“信息流”和“人才流”。

（四）以人才为本、唯人才是用，是新加坡保持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奥秘所在

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的几次产业转型，几乎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都没有出现人才供给“短缺期”的问题。目前，新加坡在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上稳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其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务实而有远见的人才政策密不可分。

在人才培养上，新加坡重视精英教育，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政府和企业精英。除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向本地输送大量优秀人才外，新加坡政府每年还确定培养人选名单和培养方案，由总理公署提供奖学金选派人才赴海外深造。裕廊石化工业园等企业也参与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学生赴海外高校学习之后回企业效力。

在职业教育上，政府重视“提前介入”，这是新加坡人才政策的一大特色。新加坡人力部每年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评估，并征询企业未来发展的人才需求，以其为参考与高校对接专业和课程设计，在产业发展初期即启动人才培养计划。这种以政府规划为指导，无缝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模式，可以有效整合政商学资源，对新加坡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有侧重地发展继续教育，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行政人员，以及特定劳动者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计划，帮助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使其形成更强烈的事业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此留住人才。

在人才引进上，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务实而富有成效的创新举措。一是建立专门性揽才机构“联络新加坡”，并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设立分支机构，建立潜在人才数据库并保持持续的跟踪和关注。二是根据行业内对未来人才技能需求的预测，定期发布“关键技能列表”，为海外揽才活动提供工作重点和活动方向。三是以“一人一策”的待遇套餐“点招”行业尖端人才，为潜在引进对象提供短期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发现之旅”，促其与新加坡行业内的专业人才和机构加深联系。四是吸引国际名企名校，发挥高端人才集聚效应。近年来，新加坡先后邀请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在新设分校或分院，实现了聚合国际高端人才和培养本地人才的双重目的。五是对高端人才采取灵活的税收安排，在新加坡居留或者工作少于183天的外籍人才最低可适用15%的税率，引进人才及其直系亲属和配偶还可享受一定类别的税收减免（如按“在新居留时长”缴税）和一定年限的税收优惠。

三、海南借鉴迪拜、新加坡经验加快推进自贸区（港）建设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坚持立法先行，让完善、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多元、便利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金字招牌

从迪拜、新加坡经验来看，立法为先、全领域覆盖的法治体系和多元化、国际化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是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集中体现，也为自由贸易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参照迪拜、新加坡的做法，海南自贸区（港）法治建设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海南自贸港法”立法进程，科学配置立法资源，缩短立法周期，避免可能出现的长时间上位法缺失的现象。为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在起步阶段即有法可依，可考虑采取“海南自贸港法”仅在顶层设计层面作原则性规定，后续再出台实施细则和阶段性修法的立法模式。

资料图：海口湾区风光（图自 @FSF028）

二是在“海南自贸港法”出台前，由省人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特区立法权基础上对海南自贸区（港）进行立法授权，明确海南自贸区（港）立法权的效力等级和立法权限范围。海南可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授权和自贸区（港）实际建设需要，结合国际通行规则，对涉《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等重要商事法律制定实施细则，做到市场主体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率先与国际接轨。

三是就商事争端解决的法律服务而言，可通过专门法、单行法规、法律修订等多种途径进行立法，推行诉讼、仲裁、调解等多种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并重的理念，试行仲裁、诉讼与调解相结合的商事争端解决制度创新。

（二）依托市场吸引人才，依靠政策呵护人才，依赖平台留住人才

迪拜、新加坡自由贸易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承认其在吸引一流人才方面的制度创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南引进人才应从当前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引进人才的规模、结构和层次应随着自贸区（港）建设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提升。

一是人才政策设计应从单纯的“待遇导向”转变为以人才为本的“服务导向”。建议在现有人才政策基础上，制定“海南自贸区（港）人才工作规划”，为全面、超前制定海南人才发展战略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梳理、整合现有各类人才计划中涉及资格评审认定、人才落户、签证办理、教育医疗、购车购房、子女入学等诸多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将碎片化或不易操作的人才政策向易操作、可视化和获得感强的政策体系转变，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类用人主体用好、用足人才政策提供更为便利、简约的操作指南。

二是让各类用人单位在人才引进中发挥主体作用。目前海南实施的近40项主要人才政策清单中，大部分政策面向的是符合相应学术、奖项和职称等要求的研究型人才，人才政策的实际受益者基本集中于教育、卫生等传统领域，而高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市场主体最为紧缺的管理型、科技和技能型人才占比较小。建议在人才引进工作中更加重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让非研究型人才（如企业管理、技术开发、创业精英等各类社会创新型人才）的认定权和部分资源配置权回归市场主体，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和事业单位引才、用才的活力。

三是以开放和超前的理念界定人才。目前，海南对服务自贸区（港）建设的人才引进和认定，仍局限于在海南本岛工作和生活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加速推进，未来经济新领域、新业态将令人目不暇接，从事离岸创业、离岸服务的市场主体和创新人才必将成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因此，海南在引进人才和人才界定上不应再拘泥于人才的“物理”引进和本岛地理空间范围内的使用，而是应对能够有效服务海南、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各类离岸人才也进行专门的政策设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百万人才“进”海南、百万人才“建”海南。

（三）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为目标，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结构

海南最近以“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发展思路，强化特色，突出重点，调整优化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布局，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三大产业类型25个重点产业园区。建议以此为契机，在产业园管理运营方面继续进行新的改革和探索。

一是建设面向产业园区和产业发展的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我省正在探索实行综合园区“一区多园”和专业园区“一区一园”的管理模式，以及深化园区“放管服”改革。未来，海南产业园区运营机制多元化、产业类型多样化是大势所趋。产业园区更加高效、便捷和标准化的政府服务，将是产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海南可在既有的政务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下，创建面向全省所有产业园区的大数据公共服务专项子平台，通过对现有信息数据的挖掘和整理，使政府能够更加精准动态地了解各个产业园区的发展状况和政策诉求，为“一园一策”的制度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并有效防控风险。

二是通过深度开放、政府放权、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形成引领新产业、新业态的世界级产业园区。例如，随着我国互联网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国内用户规模和流量的增长已进入瓶颈期，但区域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年轻化的东南亚、非洲等地互联网市场空间广阔。目前，东南亚已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互联网用户市场，月活跃用户达3.5亿，年均增长率达13%。这些区域已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走向海外，开展电商、游戏、工具应用、内容（直播、短视频、资讯类等）业务的重要市场。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海外游戏收入95.9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海南可考虑针对海南生态软件园出台量身定制的专门政策，鼓励区内互联网企业瞄准东南亚市场的研发、数据存储、结算等相关服务需求，创新发展共享研发平台、离岸（金融）结算等数字经济自由贸易的新业态，同时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生效可能带来的更大市场机遇提前布局。再如，洋浦开发区可依托其港口优势和现有石化产业基础，围绕扩大炼油规模和发展聚乙烯等大型下游产业拉长产业链，通过引进行业领军企业、发展临港经济、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区内配套工作及生活设施，将洋浦打造成一个类似于新加坡裕廊岛的世界级石化工业园和荷兰鹿特丹港那样的区域物流中心。

三是以对外合作谋求产业园区营运和管理国际化。为借鉴新加坡在产业园区开发管理方面的经验，海南可引入新加坡盛裕集团，尝试以合资或“投资+运营”模式，在海口江东新区创建运营科技类产业合作园区，由其负责园区的规划、开发、融资、管理和招商。此外，亦可推动新加坡管理大学与海南大学合作，为海南各类产业园区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以及设计园区规划、管理运营和创新发展的培训项目，为各类产业园区的复合型管理人才的能力提升提供智力支撑。

资料图：海口湾区风光（图自 @光圈影像ApertureImage）

（四）从机构设置和专门人才选拔入手，革新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

一是实现由全民招商向专业招商的转变。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海南经发局”）成立为契机，实现专业化、“点对点”、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招商方式。结合自贸区（港）长远发展规划，将招商目标锁定在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和重点国家上，将招商任务落实到海南经发局，由其委托境外招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实行“点对点”专业招商。

二是紧盯领军企业不放松，并为目标企业量身定制设计个性化的招商政策。领军企业代表了行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这类企业进驻海南，不仅是自贸区（港）建设成就和投资环境的风向标，同时也能对其他企业起到很强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三是借力招商，形成专业招商、委托招商和“以商招商”的新格局。从招商制度创新入手，加快形成海南经发局、各产业园区、驻外机构和落户海南的跨国公司相互配合的多维、立体招商网络。

附：迪拜、新加坡可供海南制度创新参考和借鉴的若干实践（15条）

一、法治建设方面

1、高位阶的法律保障

阿联酋在设立自由区之前先行修订了《联邦宪法》第121条，明确了设立金融自由区以及决定区内法律适用豁免范围的专属立法权，并通过2004年“8号联邦法令”“35号联邦法令”和“9号迪拜法令”“12号迪拜法令”及其修正案等基本法令确立了金融自由区的顶层设计。

2、高效的立法程序

迪拜经授权在自由区内民商事领域采用普通法的法律体系，地方政府立法权限足、空间大、灵活性高。在立法周期上，一部法律从有立法意向到形成草案再到最终生效，最快只需要六个月，最慢不超过一年，修法周期不超过半年。

3、完备的法律体系

新加坡除《自由贸易区法令》及其实施条例外，不再另行制定其他规范和政策文件，主要依靠成熟的《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商品及税收服务法》《商品对外贸易法》等构建自贸港法律体系，法律冲突少，规则可适用性高。

4、国际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过去二十多年间，迪拜先后设立、引入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国际海事仲裁院和伦敦国际仲裁院，新加坡先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国际仲裁院和国际调解中心，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上走在世界前列。在国际仲裁领域，迪拜、新加坡均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仲裁规则。

二、营商环境方面

5、“管家式、保姆式”的全流程配套服务

在迪拜杰贝阿里港自由区、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运营方不仅扮演商业地产开发公司的角色，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管家式、保姆式”的各种服务，具体包括：公司信贷服务、各类保险服务、商务招聘套餐、邓白氏编码（国际认可的标准企业身份标识）、各类证书制作、员工和家属签证、国际邮政快递服务、房产中介服务、办公行政服务、专业物流服务等。这些细致周到的增值服务对各自由区“流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确保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动。

6、产业园区发展的新模式、新潮流——纬壹科技城

纬壹科技城是新加坡为生命医药、信息通信、资讯传媒、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量身定制的综合发展平台，打造了由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大型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构成的完整产业链，同时为公私部门研究人员间的合作提供了便利，是新加坡发展知识型经济的标志。在聚集资源效应方面，纬壹科技城建造了专业化的共享实验室、共享会议室等共享设施，以支持企业协同研发，缩减企业运营成本，可谓“抱团发展、互相取暖”。在满足市场主体的多元化需求方面，突破传统园区建设框架，综合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员工在工作、学习、生活、消费等方面的不同需求，按照“一栋建筑就是一个创新社区”的理念进行建设，可谓“星光熠熠、各自精彩”。此外，园区还综合运用雨水收集、智能灌溉绿化、降温防晒建材、太阳能发电和空气动力垃圾回收处理系统等先进技术，着力打造生态化的智能社区配套。

7、科学配置公共资源，突出人性化管理

新加坡政府要求，组屋和公寓停车位的设计与使用必须遵循人性化的原则，政府基于测算规定社区的停车位数量和绿化面积。在车位使用上，业主全时段专用车位、业主和非业主分时段轮流使用车位、全时段任意使用车位分别采用不同颜色标记，停车费用合理，车位资源利用率高，也能够充分满足各方的停车需求。

8、精细化管理全覆盖（雷电预警系统）

新加坡拥有先进的雷电预警系统，居民可以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即时了解到城市特定区域的雷电预警。预警发布后，特定区域的户外高空作业将依规定暂停，户外运动场也将临时封闭。

9、十分超前的“大手笔”基础设施建设

拟建设的迪拜至阿布扎比的超高速铁路，时速超过1000公里/小时，届时两地通勤时间只需要7分钟。

三、人才方面

10、市场主导、政府指导的人才引进政策

一是新加坡引进人才以市场为核心，人才认定的流程为用人单位先行认定，再向新加坡人力部递交相应材料审核备案。二是雇主愿意支付的薪金水平是政府认定人才类型的重要依据。三是签证政策惠及引进人才的直系亲属、配偶。四是引进人才的子女就读国际学校，政府、雇主和国际学校均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11、政府指导大学施行超前规划的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转型布局，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每年与高校一起探讨未来教学课程设置的调整，以确保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要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每年法学专业的招生名额依据新加坡律师协会提出的数量来确定，以确保专业律师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符合市场的需求。

四、产业发展方面

12、纬壹科技城的开发建设新模式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由内阁政府选择开发商，开发商选择私人机构参与建设。裕廊国际(JURONG International)作为新加坡内阁政府选定的纬壹科技城总体开发商，负责纬壹科技城的规划、开发、市场推广、管理。裕廊国际邀请私人机构参与纬壹科技城的建设。裕廊国际依据地块的规划使用目标面向社会进行招标。中标机构作为合作方参与纬壹科技城建设，并通过承租土地的方式进行科技城开发，承租期一般为60-99年。同时，中标机构需要支付所开发土地的价格溢价、货劳税以及印花税。

13、新加坡环球影城奉行“设计第一”的招投标模式

该项目坐落在新加坡圣淘沙岛，是世界范围内的第四座环球影城。项目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等国的设计咨询公司共同参与完成设计，采用了众多新技术、新设备。新加坡在项目招标建设过程中，明确了“设计第一、价格第二”的中标原则，即先开设计标，再开价格标，其目的是确保该项目的综合水准符合圣淘沙岛名胜世界“综合娱乐城”的总体定位、设计理念和美观要求。

14、智能化、自动化、无纸化的港口码头

迪拜杰贝阿里港管理系统包含一整套的报关系统、关税支付系统，清关速度快，清关完成即与物流系统智能对接，转运效率高。新加坡港采用的Trade Net系统连接了海关、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税务局等30余个政府部门，与进出口和转口贸易有关的申请、申报、审核、许可、管制等全部手续均可在此办理。Trade Net全天24小时运行，每单所需平均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

15、新加坡“综合娱乐城”的创新管理模式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是两家知名综合度假城，由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和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开发运营，物业包括酒店、会议中心、展览设施、剧院、赌场、零售商店、多样化的餐馆等，赌场面积占综合娱乐城总面积的3%和5%。圣淘沙名胜世界2018年吸引游客600万人，为新加坡政府贡献税收10亿新币，滨海湾金沙综合娱乐城每年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200亿新币。

新加坡政府规定：外国人可免费进入赌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每次进入赌场，均需缴纳150新币的入场费；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需征得其家属的签字同意后方可进入赌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有权向政府申请禁止其家人进入赌场。今年4月，新加坡政府决定对“综合娱乐城项目”不发放新的执照，而是延长金沙集团和云顶集团的经营权至2030年，条件是要求两家集团共投入不少于90亿新币用于建设、开发非博彩类游乐设施，以保持新加坡在该旅游项目上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课题组成员：吴士存、林勇新、闫岩、于涛、丁铎、徐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