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以色列总理一句“如果你有手机，就拥有了以色列的一部分”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关注。这句话本来是用以展示以色列的技术成就和自信，说明全球手机都依赖以色列的技术，证明以色列不会被国际社会孤立，但却意外触动不少人内心深处长期以来对于通信设备和数字技术角色异化的焦虑。这种焦虑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长达数十年的系统性实践——它们将通信设备这个连接世界的“钥匙”，变成维护数字霸权的“武器”。
美国数字霸权的建立，始于其对全球信息通信技术（ICT）生态的主导。一方面是对硬件与标准的垄断。从核心芯片到网络协议，美国科技巨头及其影响下的标准组织，构建了一套全球赖以运转的技术体系。然而，这套体系并非中立。美国政府被爆通过《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702条款等法律工具，强行要求本国科技公司开“后门”、置陷阱，将一些通信设备转化为潜在的情报采集点。
另一方面，是对软件生态与数据的控制。借助在电脑和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方面的市场垄断地位，美国可以采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如果汇入由“五眼联盟”等情报共享网络编织的巨型监视体系，就能使美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态势感知能力。通信设备，在“霸权”眼中成了对外博弈的武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构建了这一庞大“武器库”后，美国娴熟地发动话语攻势。虽然难以从“棱镜门”丑闻中脱身，但其策略并非收敛，而是发动强大舆论机器，试图将“数字威胁”的标签贴在别人身上。当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凭借自主创新和技术实力拓展国际市场时，美国“国家安全”便成了一个万能的箩筐，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可以被装入其中。这种“贼喊捉贼”的叙事，目的在于掩饰美国自身将数字通信设备“武器化”的行径，并为后续的科技绞杀铺平道路。
这套数字“武器”系统，被美国娴熟地运用于内外实践中。对内，它成为扩大美国特定群体利益的工具。依托海量用户数据对不同群体进行精准划分，进而构建一套无形的“信息孤岛”机制，这进一步撕裂着美国社会——从政治立场的对立到文化认知的鸿沟，社会分歧在“信息茧房”的催化下不断加剧，愈发难以弥合。
对外，它是霸权“长臂”的延伸与联盟的枷锁。对华为、中兴的全球绞杀便是范例。这一打击并非基于确凿的安全证据，而是凭借美国在全球金融结算、技术标准制定等体系中的核心节点地位，肆意突破国家边界，本质是为遏压技术竞争对手、维持自身在高端领域的技术代差，确保霸权垄断。更有甚者，美国借《云法案》强化跨域数据控制，可强制要求本国企业乃至海外分支机构交出存储于全球各地的用户数据，将数据霸权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同时通过美国“情报界信息技术企业联盟”等机制，拉拢盟友构建技术排他网络，以意识形态为隐性划界标准，将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与企业强行排除在全球数字产业链之外。这种以霸权逻辑主导的数字分割，本质是用“数字铁幕”撕裂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维护其主导的不平等秩序。
就此而言，“手机里的以色列”引发的担忧本质上是对美国长期和系统性数字霸权的一种条件反射。不过，将数字通信设备和技术武器化的做法，正在带来猛烈的反噬效应。
一个首要代价就是“斯诺登悖论”下的全球信任破产。当“棱镜门”揭示了美国自己才是全球最大的监控者，其关于“他国数字威胁”的任何指控都显得苍白无力。当全球数字信任基石走向崩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数据主权与网络安全。
其次是“数字铁幕”的加速降临。美国的行为引发全球性的网络和数字安全担忧，导致“主权互联网”、数据本地化等浪潮兴起。其他一些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筑起数字高墙，全球互联网“一个世界、一个网络”的初心遭遇重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分裂和碎片化的数字空间，而这只会拖慢全人类创新进步的步伐。
最后，霸权主义者正陷入一种难以掌控的“缠斗式依存”困境。经济全球化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嵌套、相互依存，尽管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推动对华“脱钩断链”，但绝对的切割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冲击其自身科技生态的完整性与竞争力，对其产业与创新网络形成反噬。这种策略不仅无法达成遏压中国的目的，反而在现实中走向预期的反面，导致中国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其他国家对于与美合作保持警惕。在各方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图景中，所谓“数字武器”的使用也往往投鼠忌器、效力递减。
把数字通信设备武器化，将技术异化为霸权工具，无疑是一场危险游戏。但作为幕后主要的规则设计者和推动者，美国执意通过主导技术标准、控制核心部件，将科技绑上地缘博弈的战车，让全球网络安全笼罩在阴影之下。
在此背景下，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来，它们是美国霸权行径下被污名化、被无理打压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坚走出一条“自主可控”的道路，成为旧有垄断格局的破局者。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强调开放、合作、共赢，反对利用技术破坏他国安全，为世界提供了区别于霸权模式的另一种可能——一条通往“可信开放”的数字未来之路。
历史的钟摆不会永远停在霸权一侧。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觉醒，坚决抵制当前出现的这种将通信设备政治化、武器化的危险倾向。我们呼吁建立一个真正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让技术回归服务人类发展的本源，让数字边界成为连接与合作的桥梁，而非对抗与监视的壕沟。这不仅是中国的坚守，更应该是全球共同的选择。（作者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主任研究员）